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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沛:技术、政治的合力与五四抗议运动的兴起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09-10

  百年来,讨论五四的论著难以统计,对五四的源起、过程、价值和意义,已有非常广博且繁杂、精深的分析(陈平原,)。学者们多关注五四运动何以发生的时代背景及意义并讨论诸多因素时,却极少从与交通、信息技术有关的传播面向切入;也就是说,实质上只是探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思潮意义与社会影响间的直接关系,却没有理解这场席卷而来的思潮从何而来、何以形成的根源,从而忽视或有意无意地割裂了技术、经济与思潮变革间的关系,导致无数人形成了社会变革需思想文化先行的错觉。

  现代传媒技术的兴起,功能在于快速传播信息,并使信息呈现出实时性、公开性和受众广泛性的特征,在短期内使一两个社会问题成为关注焦点,舆论浪潮常会使民众情绪焦躁和亢奋,造成了集体社会行为的氛围。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所以能刺激全国并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群体性抗议活动,关键在于20世纪初前十几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基于外贸拉动、被迫对外开放、新式传媒与交通技术改变信息传播方式、科举废除后西式学堂渐兴、政治上倡导共和但又处于深刻纷争的复杂社会型态中,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传入并激发起“亡国灭种”的心理压力,政治力量于其间上下其手兴风作浪。或许在此复杂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那一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与思想方式的变革。

  清末的最后70年中,被迫开放的中国有了极其薄弱的工业,开始对能源、交通、通信业有了日益增长的需求。1860年代,西方外交人士及商人开始尝试推动在中国铺设电报线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推动下,以天津为中心展开了全国电报网络的建设,建设了多条国际电报线路,线路总长达三千三百余公里(罗澍伟,1993:245-246)。至1910年代,全国重要城市均接通了有线电报线,无线也在扩大联通中,穆尔斯自动电报机被大批引进,以电报为主的现代通讯技术,联通世界,信息得以长距离快速传输,各大报纸有了充足的稿源,直接改善了近代新闻采集和传播的方式。

  19世纪以来,传教士将西方近代印刷术带入中国,历经改造与适应,使报纸、书籍、杂志的批量印刷有了可能,也使知识的廉价复制及快速且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1912年,上海申报馆购进亚尔化公司的双轮转印刷机,最高印速2000张/时,虽非世界最高水平,但极大提高了印刷效率。同一时期,大英机、米利机、轮转铅版印刷机等印刷机械被相继购入。在印刷技术的推动下,清末最后十年间,出现了一百四十余种白话报及杂志(陈万雄,1997:134)。到1919年,全国有报刊四百余种,比如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上海的《申报》《东方杂志》,天津的《大公报》等。同时,印刷机可以快速印制折页册、传单、揭帖等宣传品,其宣传效应在五四运动中广受关注。传统的口口相传或纸笔传抄是最普遍的信息传播模式,但现代印刷术的应用,带来了信息网络的颠覆性变革,通过文字及信息的传播,带来本国语言的无限扩张,这是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核心基础。如詹姆斯・凯瑞所言:“把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凝聚成一个文化整体”,这就是印刷机和土木工程的社会意义(Carey,1992,丁未译,2005:引言)。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伴随着五口通商而来的是现代轮船运输业的展开,沪港航线年设立。其后沿海航线连结了所有开埠港口,内河航线则以长江为主线深入南京、武汉、九江等内陆河港。自1875年英人在上海修建淞沪铁路(后拆除)以来,陆上交通方式发生巨变。至1912年底津浦铁路通车止,中国共有九千余公里的铁路线,京汉、津浦、沪宁、正太、胶济、陇海、京张、京奉、南满、中东等线连结了中国东中部主要城镇和港口城市,为邮政业开通奠定了交通基础。1878年3月23日,天津成立海关书信馆,对公众开放,这是中国近代邮政事业诞生的标志。英法租界也开办邮局对外服务。上海等开埠城市也相继开设邮政业务。在传递信件同时,邮局也开办了邮递报纸的业务。

  进入近代以后,多数国家都会设立大学以培养人才。大学因知识密集、思想多元而成为信息交流的区域中心;青年学生多处于青春时代,少有生活负担,最具有时代的敏感性,也不乏革命激情。这些条件使得青年学生常常处于民族主义思潮建构的前沿,也是传播新思想和实践新理念的最佳群体。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后,由政府、私人团体、教会等建立的新式学堂、中学校、大学校逐渐发展起来。大、中学校多集中于沿海沿江城市,在信息技术的运用中更加有利于学生群体的联络、组织和动员。

  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并“使得一个新形式的共同体成为可能”(Anderson,1991,吴叡人译,2005:45)。20世纪初的中国,藉助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应用,一个统一的信息共享系统渐次形成,人、物与信息交流的范围及频率大大提升,社会流动加快,传统的社会结构不断被解构,一定区域内人们的同构型成分大增,社会成员间凝聚力与一体感明显增加。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的观念持续散布,面积广大的中国才有可能在思想、文化观念上既与世界同步,也与各地相步,达成基本的思维近似和文化认同。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五四运动产生的共同的民众心理基础得以奠定。反之,没有这样一个新的信息复制及传播体系,不会形成全新的信息交流与传播模式,小鱼儿水论坛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不会促进新话语体系的诞生,不会有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形成,也不会凝聚新的文化共同体,更遑论五四式民众运动的发生。正在是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才形象地称印刷机是“民族主义的建筑师”(McLuhan,1964,何道宽译,2000:217)。

  如果仅仅相信只要有信息技术的推动,即可实现新知识的传递进而引发思潮纷涌和社会运动的话,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影响集体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诸因素间没有某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赵鼎新,2006)。

  然而历史的巧合在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这一千年巨变的深刻影响力似乎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大陆正统史学认定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因为它推翻皇权却没有带来社会安定,要为民初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的局面负责任。然而,民国建立从根本上废除了皇权体制对舆论的控制,民初的政党林立是社团茂盛、报刊繁荣的重要推动力。从政治传承意义上讲,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发生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1916年6月袁世凯病故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立即废除《报纸条例》,取缔了报刊稿件预审制度。当有人提议以前清的《大清报律》取代《报纸条例》时,段祺瑞认为“报律系定自前清,尤不宜共和政体,应暂持放任主义,俟将来查看情形再定办法”(〈国会与报界之今后责任〉,1916年7月22日)。体制上的这一宽松政策,为新文化运动兴起提供了必要的舆论空间。

  此外,伴随着袁世凯的辞世,北洋军阀逐步开始分化。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及吴佩孚、奉系张作霖以及西南军阀各据一方,围绕中央政权争执不下,致使北京政府总统及国务总理如走马灯般更替,不少报刊各有背景、各有主张,如研究系支持的《晨报》、《国民公报》等,安福系和段祺瑞支援的《公言报》等;虽处非法状态,但以广东为据点的对北方宣传和抨击一刻未停;国会议员则在各方争夺中各擅其场,莫衷一是。在东南沿海开埠城市上海、天津、青岛、厦门、广州、武汉等地的租界中,具有域外视野的中英文报刊发出大量外来信息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别样理解。此时,政治信息的场域早已划分清楚,形成了政争的暗流与明潮。

  为什么是1910年代中期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民国初年的共和体制引发了政党纷起,党争、军阀纷争及外方势力的多方博弈,以及他们为自身合法性及权力正当性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宣传,使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权力惯于一律控制的舆论形态,渐渐形成了多元的舆论场域。在中国传统文化无法为落后的近代中国提供方向性指引和发展的有力支撑时,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新思想、新文化便蜂拥而入。敏锐的知识人群体,在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下纷纷找寻西方理论并大力译介,敏锐和朝气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群体迅速接受。既有时代召唤、又有政治空间,更有积极响应者,新文化运动的高扬自然水到渠成。

  在当时的信息传播及人员流动条件下,电报是通达信息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学生与工人、商会的通电抗议和动员、政治家的相互诘难,都由此展开。一些政治家如吴佩孚等,还由此树立起自己“开明将军”的政治形象。作为信息传递起点的北京、天津、上海、济南等地的学生联合会,纷派联络员赴各地省会及城乡传递信息寻求支持(董振平,2010)。33个小时即可从北京到达上海的津浦、沪宁铁路,以及20小时可以从北京到达汉口的京汉铁路,起到了承载北京学生南下宣传的作用。而铁路开通了近代邮政的运输通道,使南北报刊快速流通起来,并由铁路沿线城市再散向偏僻城乡。很难说,信息所到之处,必会引发抗议浪潮,但心有所同,情有所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无声地成长起来。

  如前所述,如果说诸多信息的传播,激发了知识群体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热情,进而使学生群体具有了救国反日的共同心理基础,003344广东鹰坛直播!加上一些城市开办了“学生储金”以支持罢课行为(〈各界对外表示之昨讯〉,1919年5月17日),在政潮暗涌助推下,学潮自北向南推展具有内在的逻辑。那么,为生活奔波的工人群体、为利益而逐的商人群体,真的在外交信息散布及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上具有与学生同等的水平吗?观前思后,似乎难以自圆其说。持续月余的“三罢”真相如何?难道真的无人组织?其经济来源何由?

  利用《申报》等数据的考察表明,1919年全国工人罢工66次,参加者91520人;其中因爱国或者对外因素而起的罢工35起。其他均为经济和管理因素;在报纸记载有天数的52次罢工中,平均每次罢工天数为5.65次。考虑到五四时期骤然增加的各地工人罢工多由于民族主义因素而起,或许可以理解1919年罢工平均天数5.65次,是1918至1924年间罢工平均天数的最低值,仅高于1925年的平均天数5.32次(陈达,1926:810)。显然,一些工人或许会有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观念,但罢工多是出于提高待遇的经济原因,工人罢工因缺乏资金支持难以持久是正常的。

  在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兴起后,基于民族国家立场的压力,既会使一些商人深受感染,也会使商人深感压力。以营利为根本的商人群体,对于是否参加罢市、罢工,肯定会有自身利益的考虑。总体而言,从事对外贸易者损失极大,极不情愿参加罢市;从事企业生产者,特别是与日本产品处于竞争关系者,多会鼓动日企工人罢工和支持抑制日货,由此空缺出来的市场正好可以由他们填补,他们是抑制日货的积极参与者。《申报》上连篇累牍的“倡导国货”广告,公私多少,令人难辨。在街道上进行店铺经营的小商贩,更是不愿长期参与罢市,他们小本经营,依此维持生计,长久下去是难以生存的。

  如果没有经营活动会损失惨重,他们何以会长时间参与抗议活动呢?数据表明,第一,最初他们并不积极参与,如5月7日在议会召开的国耻纪念会,六、七百人到会,“均系学生、议员与改良会、讲演社等人,商界一人未到”(〈庞作屏报告济南各界集会声援北京爱国运动及日本进行干涉密呈〉,1919年5月7日/1980:206)。第二,北京爆发后,上海总商会表示同情但并无实际行动,只是通电要求中日协商解决,要求国民“静以处事”(〈总商会对青岛问题之主张〉,1919年5月10日)。显然,不少商人是在学生、店员及市民的内外压力下被迫罢市的,买卖日货现象大减。为了生计,不少商家在上海的四天罢市中,只参加了两天后就开始营业。

  年春天,直皖矛盾已渐趋紧张。尽管攻克湖南主力是直系名将吴佩孚,北京政府却任命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心怀不满的吴氏不愿再为段祺瑞主导的“武力统一”马前卒,顺应民意一转而呼吁和平,成为南北和会的支持者。利用作为可能爆发的军事战斗的舆论助力,是直系、西南势力在政治上的一个选择。

  中国参加“一战”,源于皖系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决策,段氏力求借机扩张皖系军力。国家利益与派系利用交织在一起,由此还导致“府院之争” ─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间的矛盾。徐国琦的研究表明,事实上,北京政府在1915年起就致力于参加“一战”,并通过“一战”扩大自己的国际化进程,力求解决长期以来受条约、列强、势力范围压迫的命运(Xu,2005,马建标译,2008)。“一战”结束时,宣布参战的中国第一次在1840年以来的国际战争中成为战胜国,皖系及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获得了空前好评。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以及对日密约的公布,使段氏及曹汝霖等人蒙上“汉奸”声名,引发众怒,也让诸多势力极度失望。此时段氏主导的北京政府也陷入各派系攻讦的漩涡中心。对于反对皖系的奉系及直系而言,通过抗议活动进而发动各地的罢工、罢市活动,形成一个打倒北京政府的声势,则是一个攻击对方的绝好机会。正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反对列强、谋求自己利益的共同基础上,各派系形成了一个推动各地抗议浪潮的松散联盟。

  此时,政治上反对段祺瑞最力的是直系吴佩孚。1918年3月,吴氏奉命率部入湘,直指西南诸省。率先攻入湖南的吴氏,并没有受到北京政府的重用,湖南督军由皖系张敬尧担当。吴氏极度不满,主动顺应停战,声称南北议和是必然,以种种借口退兵北上,目标直指皖系主导的中央政府。五四学潮爆发后,身为山东人的吴佩孚,接连通电全国称赞学生:在有所顾忌、有所偏私者不敢言、不肯言之时,“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蔡和森曾言:吴氏的行动,显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攻击安福、新旧交通系的卖国,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行动总像是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了。”(蔡和森,1980:1130)郭剑林先生也说:“吴佩孚在五四风潮中肯定带有派系私图,但也有主观上的抗日动机。”(郭剑林,1991:102)

  人将示威学生看作是其反对北京政府的同盟军。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即说:“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1985:54)孙中山曾言:“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溶之功?”(同上引)受五四运动的启发,“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这义之大成功也。”(同上引:66)

  如果说前述条件均能成立的话,民族主义浪潮应该在信息技术传播最快、交通条件最好的东部大城市及其周边,然而为什么在中部一些偏远县城也会有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荡并形成活动?

  在由直系“长江三督”控制的江西、湖北和江苏省,五四运动得到了官方的充分容忍。在西南军阀控制的滇贵桂川各省,由于信息传播相对缓慢,学生及工人罢工运动并不发达,地方势力也对有关五四运动的信息宣传相对放松。在直系吴佩孚控制的湖南省,更是将、工人运动视为反对皖系政权的“第二条战线”进行扶助。

  赵鼎新把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要素归纳为影响社会运动产生的宏观结构条件,并以之作为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切入点(赵鼎新,2006:2)。以之观照五四运动的产生逻辑可知,晚清至民初的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迁。民初政治体制的结构变革是不可或缺的变量,政党、社团大量兴起,具有释放权力话语能量的功能;信息与交通技术引入形成了电报、报刊、邮政构成的信息传递体系,科举废除与新式学堂的兴起构成了知识系统更新,连同工业与外贸的活力,社会结构为之一变。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上风,一般知识菁英、部分民众基于情感对之高度认同,并形成了强制性参与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直至塑造出影响至今的社会运动文化。

  在20世纪初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从近代信息与交通技术对社会文化传播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角度考察五四运动可知,其发生逻辑与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型态及表现形式差异极大。恰恰是近代信息与交通技术的逐渐普及,才从根本上造就了近代社会运动的时空范畴、参与规模、话语策略、影响力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才会形成民族主义等诸种思潮的传播及新的民族国家意识与凝聚性的文化认同。这一思考促使我们从思想史、文化史角度思考五四运动的惯性中走出来,从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广大视野理解五四运动的时代意义。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传播研究与实践》第9卷,第2期,页7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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